高三太忙，读的课外书，一只手数得过来。课外书不能上桌，白天锁在宿舍柜子里，睡前延长熄灯，才翻出来。这习惯更早就有。小学时，大概有位语文老师跟我父母提过，四大名著可以早点买。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着床头灯，通常读一章，除了红楼，其余很快读完了。初中那会儿，镇上有一家租书店，门脸不大，书挤得满满当当。租一本一天三毛钱，押金五块。我攒了零花钱就去，挑一本薄的，塞进书包带回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完，第二天一早还回去。那时候租得最多的还是网文，今天借一本，明天催着老板娘进下一本。老板娘认得我，总说，又来了。后来书店关了，我的零花钱没了去处。
有天晚上，我读完一本《百年孤独》，没有更多书读了，就托同桌老吴，周末在网上买几本小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是如饥似渴，读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停下来。最后挑出三本，列了个单子，分别来自三个英语作家，但都不是地道的英国出生。
不知不觉，我黄色的树林里分开了三条路。
一条是纳博科夫引出的路，我买到了他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写于 1939 年巴黎；一条路是王尔德，我买了两本合一的套装书，《道连·葛雷的画像》，加上《自深深处》；剩下一条路是奥威尔，奥威尔的书最便宜，《一九八四》二十块出头，附赠一本薄薄的《动物农场》，夹在封底的折页里。
书都是王河流推荐，他都很喜欢。我老实说，并没有像他那样喜欢，除了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书
非常好。我读了谷启楠译本。上海译文出的，定价 25 块。他在巴黎的浴室里写完这本书，行李箱搁在坐浴盆上当桌子。
[[埃德蒙·威尔逊]] ——他叫他亲爱的邦尼，他叫他亲爱的沃洛佳——也极推重《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威尔逊 1965 年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纳博科夫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粗糙、僵硬”。两人从此不和，再看他们的信件，叫人落泪。
纳博科夫这条路，后来导向《文学讲稿》。这是他为了备课写的东西。备课前他与威尔逊通信，问如果讲英文小说家，得挑哪两位。威尔逊推荐简奥斯丁。他本来意见挺大，读了书后又缴械投降，还是用作教材，把《曼斯菲尔德庄园》教成了讲稿最长的一章。这事令我对纳老师与简奥斯丁都更服气一分。
我顺藤摸瓜、开枝散叶，才开始读或重读奥斯汀、狄更斯、福楼拜（越来越喜欢）、斯蒂文森、卡夫卡和乔伊斯（仅短篇）。狄更斯和卡夫卡我后来一直在读，也写过几篇关于他们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一个我不爱读的。读完觉得，纳老师不当老师才是怪事。
当时我急于建立自己的文学坐标，已经在王河流的推荐下，借同学的书，读过一遍《包法利夫人》（王河流推书，没说“这本好”，而是“这本是写给我们这种人看的，你看了就知道了。”），又在纳老师的教导下读第二遍。一切都更清晰了起来。
但我一直没读讲稿里的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太长了。
王尔德的书
刚开始读王尔德，我就过了读王尔德的年纪。根据纳老师的观点，儿童作家有许多。有些人我不敢说他是，比如康拉德、吉卜林、《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有些人是不是都不重要，比如切斯特顿、柯南道尔；而王尔德是一个儿童作家，这是没什么疑问的。
《道连·葛雷的画像》，也叫道林·格雷，但我买的版本是道连·葛雷，荣如德译本。老吴当时凑单，自己买了一本世界级畅销鸡汤，《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引子里正好带王尔德的名字，巧得很。过两周他又买了一本，说送人。道连葛雷和炼金术士的故事，都如同童话，很幼稚，但可以刺激我们青少年的智力活动。我正好都是在十七岁读完。
王尔德说他把天才用在生活上，对于艺术，只用了一点点。这是大实话。这个人有点儿小儿科，所以是儿童作家。
后来我在埃科那里看到一个三分法，正好可以给“小儿科”作证。他把妙语分成三种：警句包着人人照单收下的道理，悖论包着激怒人的真理，还有一种可置换警句，正着说反着说都通，只有机灵劲儿，没有真理。
小说里亨利·沃顿那些句子基本都是这一种：现代生活中唯一存留的颜色便是罪恶。反过去，唯一存留的颜色便是美德，居然也站得住。一句话怎么摆都行，就是不打算对什么负责。小孩说话也是这样，图嘴上痛快，不管事情想没想清楚。小儿科，儿就儿在这里。
朱纯深译本《自深深处》也无聊。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写下它，出狱后再没回过伦敦。
相比较《道连·葛雷》，我更喜欢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里一个男人捏造了一个叫欧内斯特的弟弟，所有人都爱上了这个名字，后面的事全由这个名字推着走。他比较适合去写剧本。《莎乐美》也不错。
奥威尔的书
其实三本书到手以后，我先翻的是《一九八四》，翻到第一页。敲钟十三下。不是写错了，是那个世界里，敲几下就是几下。后面的晚上我就在看这本。它最薄，读得最快。
《一九八四》的译者叫孙仲旭。我是在版权页上找到这个名字的。
买这三本书的时候，我只认识作者，不认识译者。译者藏在版权页，CIP 数据上面几行，字体比正文字号小两号，跟印张数、字数、定价挤在一起。本质上，我那时候压根不知道什么叫译者，不知道译者、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只当一个印在书里的人名。
接着宿舍厕所的灯，我把这本不明译者的《一九八四》读完。读完之后，我当然记住了奥威尔，也记住了译者。奥威尔说，好的散文就像一块窗玻璃。我想到的是孙仲旭的译文。
我注册微博的第一年，无意中发现了孙仲旭。头像很蓝。他微博发得很勤，转发文学摘句、翻译笔记、外媒报道，偶尔贴自己译作的封面。他译过伍迪·艾伦的幽默短文。先贴原文，下面跟着自己的译文，像展示家庭作业。每条微博之间的间隔很匀。我从最前面一条翻起，翻到他贴的第一本书的封面，翻到一条转发的书评，转发数是零。我关注了他。
有一天我碰到一句英语，查了很多地方也不明白，突发奇想，就去私信他。我在微博网页端里敲下这行字：孙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发出去之后，隔了好几天没有回。心里说，肯定不回了。
又过了几天，微博顶栏跳了一个红点。点进去，是他。他回了。他回的是，抱歉，这个我也没办法。末尾有一个句号。没有表情。现在想想，我真是个愣头青。但他还是回了。
后来我又关注了他的豆瓣。他读得很勤，标记了很多书。尽管如此，他对我仍是个素昧平生的人。
2014 年，他的讣告在豆瓣上传开。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条很短的豆瓣广播，没有转发，没有截图。抑郁症。四十一岁。我那时候已经不在高中宿舍，不再需要借着厕所灯光读书，也不再是一个会发私信问奇怪问题的人了。但我的书架上还搁着他的作品，书脊上印着他的名字。
我在厕所读《一九八四》的时候，不知道它的译者两年后会死。我买了他译的书。读完了。给他发了一条私信。他回了。然后他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那条私信的。他那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里没有更多的故事了。
差不多也是那几年，博客也在死。我以前在 Feedly 和 Inoreader 里订阅了几个（我称之为的）“文学博客”，更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写了七年，域名是博客大巴的子域名，后面挂着一串 blogbus.com。
博客内容很杂：卡尔维诺、明史笔记、一套自创的简谱记谱法、一场小雪。最后一篇停在 2013 年 11 月 12 号，题目是《最近在看》。另外几个博客用的是 Blogger 或者 WordPress，页面也很干净，没有人留言。
排在 RSS 最下面的已经是十年前的文章。域名还在，服务器大概也还在，只是后台不再有人登录了。博客没有讣告，头像不会变灰。它们就是静止在那里。
很多人已经不写博客了。但我总以为还有人写。
二〇一五年秋天，这个博客打不开了。我以为是服务器到期。等了两周，再点进去，404。隔一周又试了一次，一样的白页。再隔两周，再试一次。后来不查了。域名没有被抢注，只是停在服务商的空白页上。这下完了，博客作者没有留邮箱，没有微博，没有豆瓣，什么都没有。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二〇一七年，博客大巴也打不开了。上面有过几万个博客，一夜之间都没了。没有备份，没有迁移。
更早的时候，还有黑蓝文学。一群年轻人在网上写小说，互相读，互相骂。论坛是旧的 phpBB 架构，回帖不能翻页，签名档挂着波拉尼奥或者海明威。我忘了怎么找到那里的。后来也打不开了。网上能搜到的痕迹，只剩几条百度百科、几篇转载、几个别人博客里提到它的句子。
时光飞逝。那年的三本书里，我最不以为然的就是《一九八四》。奥威尔的题材有点儿小儿科。卡夫卡的无物之阵，要比奥威尔的故事厉害多了。但它还在，书脊松垮，书页泛黄。我考虑把它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