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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幕，那段著名的“敖德萨阶梯”往前，人们扬起风帆，乘坐小船去为波将金号提供食物的场景，我一直想搞清楚是不是真的。
只见一艘船动了，就有第二艘，到后来，海面上白花花一片。这是整部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像敦刻尔克，像动画片。
无名的人民群众替代了明星，成为主人公。海上的雾消散了，诗意的哀伤也已经过去，在黑海之滨，敖德萨人民箪食壶浆，与波将金水兵团结在一起，“军民鱼水情”的海上画面，如同《悲惨世界》中的合唱，无比抒情。然后才是暴风骤雨般的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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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布努埃尔是个烈性子，他说，和朋友们第一次看完《战舰波将金号》，极为激动，出了影院的门就开始挖街上的石头，建筑防御工事；
德国人想必也很激动。纳粹尚未掌权时，苏联电影还能在魏玛共和国上映。1926 年此片在柏林首映，上映后不久即遭封禁，但多年以后，连戈培尔也是惊叹嫉妒；
2004 年，英国人更是幸福，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据说有重映，现场有宠物店男孩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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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查到，1905 年 6 月的敖德萨阶梯，并没有发生如电影般的大规模屠杀，屠杀分散在各处，夜间的码头、货栈和街道，城市的阴暗角落。军队向被困在港区的人群开火，大火也在港口蔓延。
到了 10 月，暴力的性质变了。城里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希腊人开始袭击犹太人，敖德萨发生了一场反犹屠杀。更乱，也更难讲。电影不讲这个。
不过在那之前，在敖德萨全城范围内，因起义被打死的群众不在少数。阶梯上的屠杀没有发生过，电影里的暴力也非凭空捏造。爱森斯坦把散落在全城的死者，集中到了一级级台阶上。
但我更想弄清楚的是，那些风帆，那么多的风帆，与真实历史又保持着怎样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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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里说，波将金号水兵上岸采购食品，敖德萨人民给予了积极的援助，但没有卖给他们煤炭，因为舰上现金只有 27000 卢布。
于是水兵们截获一艘运煤驳船。后来水兵举办的同袍葬礼发展成游行示威，他们在公园发表演讲、积极辩论，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工人的战斗情绪极其高涨”。但敖德萨随之发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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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人民出版社的《回忆列宁》第二卷则说，有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指派前往那里。他后来在《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一文中回忆，“在敖德萨没有发生起义，而是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暴行”，码头区发生了抢劫和重大火灾，水兵们“无所作为、犹豫不决、动摇加剧”，最终未能联合群众。听上去很没英雄气，像一群中了头彩却不知如何兑奖的穷亲戚。列宁责编的《无产者报》补充道：“革命控制了装甲舰，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沙皇政府派出舰队镇压波将金号，但被委派的战舰拒绝向自己的伙伴开火，甚至主动投诚，加入起义。但到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未在黑海上转过一圈，刚加入起义的一艘友舰再度叛变，被忠君船员重夺了控制权。
波将金号士气低落，离港一路向南，开始它乞丐似的航行，首站前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希望补给食物、水和燃煤。康斯坦察有一艘巡洋舰守着港口，罗马尼亚政府下令不许给波将金号供粮供煤，又通知舰上七百名水兵，如果他们在罗马尼亚上岸，将以外国逃兵论处。
水兵们又转而往东，前去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继续要粮要煤。该市政府拒绝提供食物以外的补给。波将金号试图截缴一艘运煤船，但遭遇埋伏，吃了败仗，最终又驶回康斯坦察。这一次，波将金号悬挂了罗马尼亚国旗，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最终半沉在康斯坦察港，事后又被移交给俄国，如一具钢铁尸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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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将金号移交给俄国后，很快改名为“潘捷列伊蒙”号，重新编入黑海舰队，后来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3 年，它被下令拆解。1925 年 11 月 21 日废铁清完时，爱森斯坦正用它的姊妹舰“十二使徒”号冒充它拍电影。
这艘十二使徒号不是随便找来的替身。1905 年起义时它就在黑海舰队，停泊在波将金号身旁，是当年在场的那一艘。一个月后影片首映，银幕上的波将金号永不沉没，但真身舰上的铁已经熔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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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黑海上白花花的风帆，看来也不全是爱森斯坦凭空升起的。敖德萨人确实向水兵运送过食品，史料甚至提到有许多小船。至于是否真有电影里那么多，是否排列得那么整齐，是否真像一支突然出现在海上的人民舰队，已经无从证明。爱森斯坦的魔术就在这里：他拿到真实的风帆，把整个黑海铺满了。
风帆送来了食品，却没有送来水兵最缺的煤炭，也没能使他们同敖德萨的群众真正联合起来。电影留下了团结实现的一刻，最后又让波将金号毫发无伤地驶过舰队。字幕说：“自由的旗帜迎风飘扬。”历史紧接着又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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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一个导演越喜欢公开鼓吹自己有多么尊重历史，那他热衷于篡改历史的嫌疑就越大。我没听说过爱森斯坦说自己的电影尊重历史。我只听说他举 [[农业交响展览音乐会]] 为蒙太奇的好例子。这让我记住了他。
他总是拍历史电影，拍《伊凡雷帝》，像戏剧，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拍他的冰上大战，不多废话……在他之前，《一个国家的诞生》是蒙太奇技艺的先驱，被爱森斯坦视作天启，但在历史层面很受诟病，为了煽情，把夜里聚众蒙脸打、砸、抢的三 K 党彻底美化了。爱森斯坦当然没有替三 K 党翻案，他美化的是一次失败的起义。但这不等于无伤大雅：布努埃尔还是去挖石头造碉堡了，煽动力很强。
起义水兵始终没有解决物资问题，那些风帆也没能把他们从乞丐似的航行中救下来。爱森斯坦留下了失败以前最漂亮的一刻。这种诗情画意并不是缺点，海、雾、帆索、飞鸟、眼镜、阶梯、婴儿车、被枪击中的脸、震惊的脸，都没有陷入矫饰，像在伤口上撒盐，证明既抒情又“真实”地还原悲剧、暴力和人类灾难是可行的。
同样的魔术覆盖了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在通俗的想象，比如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中，这是一场为了自由而战的、无比壮丽的史诗。但根据史料，起义军内部同样充满了路线分歧、纪律问题和后勤困扰，最终被克拉苏的优势兵力分割围歼。
自由未必是假的。但起义者之间的差异消失了。许多人被剪成了一个人。这是最危险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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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进入人类记忆的历史，不仅由事实构成，也由愿望、神话和激情构成。历史记录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相信什么”以及“希望发生什么”。
我们没法通过魔术学习历史。当故事的主人公变成受难的集体、反抗的集体，一帮子浪漫、大义、煽动的人，抒情这件事就理应受到怀疑。问题还不在人多，而是人群内部的差异消失了，所有人戴上同一张脸，成了 V 字仇杀队。
爱森斯坦是有意这么做的。电影里几乎没有立体的个人角色，连华库林楚克也主要是一个符号。敖德萨人的面孔在镜头里一闪而过，字幕只留下愤怒的呐喊和革命的豪言。
他和库布里克有自己的美学。大师通常不进行枯燥的说教，只用技巧，把反抗的水兵、反抗的奴隶剪成一个人。但如果美只服务反抗，人们就很容易把美当成正义。
把人群变成一个人，不一定始于剪辑室，也可以在开机以前完成。
我必须指出，《意志的胜利》也用了相似的魔术。有个理论是，一旦做类比，就会无限接近拿纳粹举例子。我还是要举。它把集体共识当作美学使用：整齐划一的队列、万众一心的合唱、充满激情的集会、富有诗意的意象。里芬施塔尔辩论了吗？也没有。她让自己完全地赞同纳粹。
这甚至不只是一场被动记录的集会。这里可不是伍德斯托克。影片不拍人们怎样吃饭、休息、准备制服。施佩尔布置场景，希特勒参与制作，里芬施塔尔动用三十六位摄影师和九位空拍师，把几千人排演成一幅画。她先把人群排整齐，再用电影证明他们万众一心。
水兵在反抗，奴隶在反抗，纳粹在服从。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但到了银幕上，竟合而为一了。人群的整齐不能替历史作证，感动也不能。它只能证明导演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