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威尔·史密斯在《当幸福来敲门》中演的是保险中介。王河流说不是，是股票经纪人。我重新看了一遍，他说得对。他还告诉我，这个人物的原型没那么穷，每个月有一千美元津贴，而且不玩魔方。我知道他特意强调后面这件事，是因为他自己就玩魔方。
电影里关于保险的故事不多。《双重赔偿》算一个。一个女人给丈夫买了份大得吓人的保险，然后伙同情夫把他杀了。
我听过关于保险最好笑的事是海明威说的。菲茨杰拉德最穷的时候，把一份保险转让给经纪人作抵押。海明威写信说，他可以让菲茨杰拉德先买一份大额保险，然后安排人杀了他，这样泽尔达母女就能领到保险金。别人掏枪的时候，他手别举太快就行。
菲茨没有回这茬。不知道他读完是什么表情。
我偶尔感到自己和同龄人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差别。同龄人这个概念，在二十岁以后就变得抽象起来。十岁之前，同龄人就是离你最近的小孩；二十岁之前，同龄人和自己也没什么两样，我们上学、玩、惹麻烦，有的人家里有钱，有的没有。但二十岁以后，大多数同龄人就疯了，变成了我们曾经读过的传记主人公。
有的同龄人生了孩子，二胎。有的年薪上百万，健身，养猫，谈吐文雅，然后天天家暴别人，坐在沙发上等待被捉。还有一些优秀的同龄人，热爱祖国，长得好看，没有弱点，看一眼好怪，再看一眼就迷惑和绝望。
当然，也有卖保险的。
早些时候，我住在五号线立水桥南地铁站附近的一个老小区。居民楼只有六层，没有电梯，小区名字非常像宝可梦里的地名。我住四楼，靠马路的一侧正对着地铁站的 B 口。
立水桥南 B 口外面永远堆着共享单车。橙色的和黄色的，横七竖八，脚踏板绞在一起，后轮搭在别人的车龙头上。晚高峰时段，从地铁口出来的乘客像一股灰色的水流，在这些金属架子之间拐弯、侧身，最后汇入马路。
某天晚上，我正在玩游戏，窗外一直飘来唱歌的声音。
拉开阳台的推拉门，夜晚有些凉。五号线高架段的列车正好滑进站台。地铁口那堆倒地的单车旁边站着一个哥们，背着吉他，面前立着麦克风，脚边搁着黑色的便携音响。他面朝马路，对着下班的人流唱歌。
唱的是周杰伦，一首接一首。
我趴在阳台上听了几首。以我的鉴赏水平，他唱得相当准。反正比我强得多。我要去卖唱，哪怕戴副墨镜装瞎，再把身上弄脏点儿，估计也没人捧场。当然这种做法现世也不流行了。如今在街上唱歌的更多是体面的年轻人，设备也颇昂贵，在夜里闪着红色的指示灯。
我就在四楼鼓掌，嘿，哥们，唱得不错。
他循声望过来，看见我，朝阳台抬了抬手，然后继续唱。
又唱了几首，他发现我还在，就偏过头，把嘴凑近麦克风。
嘿，哥们，想听什么歌吗？
我喊，嘿，你说什么？
喜欢听谁的歌呀？
我喊，喜欢听外国歌，会唱披头士吗？
没学过啊。
我心想，那还是让他继续周杰伦为好，就喊，那唱个《晴天》吧。
他唱了《晴天》，唱得还是很不错。所以等他唱下一首《听妈妈的话》时，我从冰箱里取了瓶可乐，趿拉着拖鞋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我顺着水泥台阶摸黑走出去。
夜风把烤冷面摊的油烟吹过来。
哥们已经唱了两个小时，挺累，就在人行道旁边的水泥花坛边缘坐下。我把可乐递给他，他拉开拉环，喝了一大口。
他问我多大。
我说二十四。
他说，看不出来呀，你好像大学生，娃娃脸。
我说可能因为长得矮，所以显小，再加上夜色昏暗。
他说他也二十四，武汉人，来北京一年多，在保险公司上班。
他指着脚边的音响，说吉他、麦克风、音响都是网上买的，前天刚到货，一共花了一千出头。本来觉得地铁站人多，也许会有人围着听。然而并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想出来唱歌。
他说，也没什么，就是想唱给别人听。
我说我去过一次武汉。武汉人很热情。每一地都有的民俗小吃商业街，在武汉叫户部巷。贵的热干面二十八一碗。我当时直抒胸臆，问过老板，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夸张。老板说，压根不赚钱。我说，不赚钱你们周末累死累活接待那么多人。老板擦着汗，爽朗一笑，说，主要为交个朋友。
武汉哥们笑了。
他说他们公司也差不多，主要为交个朋友。
我问他做电销是不是每天要打很多电话。
他说，很多。具体多少不好说，因为打通和没打通的都算。有时候一上午打了一百多个，真正说上话的也就十几个。
他所在的公司租了一层写字楼，工位密密麻麻。每个人配一副单耳耳机，话筒从脸颊旁边伸出来。上班第一件事是登录系统，系统里有当天分配的电话号码。屏幕上会显示客户姓名、年龄和一些基本信息，有的很准确，有的明显是假的。
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话术，从您好请问是某某先生吗，到感谢您接听祝您生活愉快，中间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写在表格里。
客户说没钱，有对应的话术。客户说已经买过保险，也有对应的话术。客户说自己身体健康，不需要保险，话术里就要求销售人员提醒他，风险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我问，如果客户说自己快死了呢？
他说，那应该转人工。
我说，你们不就是人工吗？
他说，我是说转主管。
他说公司有个培训老师，三十来岁，西装穿得很好，教他们如何从客户的声音判断成交意愿。
如果客户一开始就骂人，说明还有沟通的可能。真正没有意愿的客户往往一句话都不说，直接挂断。
我说，这是什么道理？
他说，老师说的。骂人说明对方至少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
他自己倒是不太相信。
他说刚入职的时候，碰上过一个老太太，听不太懂保险条款，让他把保障范围讲了三遍。他耐心解释了将近半小时，老太太最后问，你是哪个社区的？
他说，我不是社区的，我是保险公司的。
老太太说，那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
他没法回答。
老太太又问，你是不是认识我儿子？
他说不认识。
老太太说，那你以后不要打电话了，我儿子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
他觉得老太太挺有意思，就问她儿子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说，在银行工作。
他说，那挺好啊。
老太太说，好什么呀，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他又跟老太太聊了十来分钟，知道她住在石家庄，老伴去世好几年了。
最后老太太说，你这个保险我不买，不过你下次还可以打过来。
我问，那你后来打了吗？
他说，打过一次。
我问，怎么样？
他说，她没接。
我说，可能出门了。
他说，也可能把我拉黑了。
他最近成功卖过的一份保险，客户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做装修的，声音很大，一开始就说自己没钱。他跟客户聊了二十多分钟，讲疾病、意外和家庭责任。男人最后买了一份价格不高的意外险。
过了几天，男人又打来电话，说想退保。
他说，为什么？
男人说，媳妇知道以后骂了他一顿，说家里钱本来就不多，买这东西干什么。
他劝了几句，男人说，那算了，不退了。
武汉哥们说，这单给他带来了几百块提成。
我问，你怎么劝他的？
他说，我说他每天干装修，爬高上低的，买个意外险挺合适。
我说，这话也没错。
他说，是啊。
他又说，不过我还告诉他，退保手续挺麻烦的，得填好几张表。
我问，真的很麻烦吗？
他说，也还好。
我问，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不然他就退了。
他笑了一下，把可乐瓶子捏得咔咔响。
我问他有没有给自己买保险。
他说，没有。
我说，你天天卖保险，怎么不给自己买？
他说，贵啊。
我说，你不是有员工优惠吗？
他说，有，但是买不起。
我说，那你可以自己打电话给自己，慢慢劝。
他说，那估计也没用。
他没什么朋友。一起工作的同事白天盯着考核，下了班就各回各的合租房，算不上朋友。他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和两个男人合租，其中一个做外卖，另一个好像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三个人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见了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说他以前在武汉读书时玩过乐队，武汉大学生很多，后来大家毕业，各奔东西。有个人去了深圳，有个人考上研究生，还有一个在武汉开了琴行。他自己来了北京，吉他一直放在床底下，直到最近才想起来。前几天发工资，他买了这套设备。
我问，为什么不去酒吧唱？
他说，酒吧要面试，还得唱人家指定的歌。他会的歌不多。
我说，周杰伦已经够多了。
他说，是啊，反正大家都听过。
说话时，他的手机在琴包上震动，屏幕亮起来。他看了一眼，没有接。
他说，其实自己也被推销保险。前不久，一个卖保险的姑娘，一个月打了他两次电话。
第一次打来，他正巧在跟同事吃饭。同事酒点多了，他帮忙喝了一瓶。姑娘一上来就介绍保险，好长好长，然后问他，先生您听懂了吗？
他说，我都听懂了，但是您哪里人呀，口音好耳熟。
姑娘回答说成都人，然后试图回到保险话题。
他继续问，成都哪里。
姑娘反过来问他，也是成都人吗？
他心想，这可不能让你知道，就挂了电话。
我问，为什么不能让她知道？
他说，因为我不是成都人。
我说，那你直接告诉她不就完了。
他说，当时喝多了，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
过了一两周，她又打过来。
武汉哥们一听就听出了她的声音，想起上次喝完酒跟人扯淡，很没礼貌，于是道歉一通。
姑娘说没关系，接着介绍保险。
这次他没有挂。
聊着聊着，他知道姑娘今年也二十四，从来没有出过成都。他问她平时下班做什么，她说回家。他问回家干什么，她说也没什么，看看电视。
他问她喜欢看什么电视。
姑娘说电视剧。
他问什么电视剧。
姑娘说最近没有特别喜欢的。
他问她有没有看过《人民的名义》。
姑娘说看过一点。
他问她觉得好不好看。
姑娘说还可以。
他说，姑娘好像不太愿意聊电视剧。
我说，可能是你问得太无聊了。
他说，也有可能。
他又问她，成都现在热不热。
姑娘说热。
他问，成都不是很潮湿吗？
姑娘说，是啊。
他问，你们公司有空调吗？
姑娘说，有的，先生。
他觉得姑娘每次叫他先生都很好玩，就故意问，你知道我多大吗？
姑娘说，不知道。
他说，我二十四。
姑娘说，那我们同岁。
他问，你也二十四？
姑娘说，是的。
小武汉说，听到这里他就高兴起来。虽然二十四岁的人很多，但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能碰到一个恰好同龄、又愿意跟自己说话的姑娘，机会并不多。
我说，她是卖保险的，当然愿意跟你说话。
他说，我知道。
他后来还问了姑娘的工作时间。她每天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有时候需要加班。他还问她有没有男朋友。
姑娘说，这个不方便回答。
他问，为什么？
姑娘说，因为这是工作电话。
他又问，那你们公司允许跟客户聊工作以外的事情吗？
姑娘说，原则上不允许。
他问，那你为什么跟我聊这么久？
姑娘说，因为您一直在问。
我插嘴说，这姑娘还挺有耐心。
他说，是啊。
这么一来，他也跟姑娘交了底。他说，我也是做销售的，知道你们有通话时长要求。
姑娘说，是有的。
他说，那咱们已经聊了这么久，应该算有效通话了吧？
姑娘说，算的，先生。
他说，那我是不是帮你完成了一点业绩？
姑娘笑了，说，您要是愿意买保险就更好了。
他说，那不行。
姑娘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也是卖保险的。
姑娘问，您也是保险公司的？
他说，是啊，在北京。
姑娘问，哪家公司？
他说了公司的名字。
姑娘说，哦哦，那我们算同行。
他说，是啊。你们一天要打多少个电话？
姑娘说，这个不太方便透露。
他说，同行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姑娘说，每家公司要求不一样。
他问，那你们提成怎么算？
姑娘说，这个真的不能说。
他说，你还挺有职业道德。
姑娘说，谢谢您。
他觉得这句谢谢特别好笑，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说，姑娘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低，不像一般电话销售那样故意把嗓音提得很高。他似乎能想象出她的样子。一个身高快到一米七、肤色浅黑的姑娘，在电话以外的地方都不太说话，养了一只猫，和母亲一起住。
我问，这些都是她告诉你的？
他说，不是，我猜的。
我说，你怎么不猜她身高一米五，肤色雪白，家里养了三只狗？
他说，那也有可能。
他想了想，说，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挺高的。
我问，声音还能听出身高？
他说，当然听不出来。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感觉。
姑娘最后还是把话题带回了保险。她问他是否了解意外险和医疗险的区别，平时有没有定期体检，是否考虑为自己增加一份保障。
武汉哥们说，他自己就是卖保险的，这些东西比她还熟悉。
姑娘介绍完产品，问他有没有投保意向。
他爽利地拒绝了。
姑娘说，那好，感谢您接听，祝您生活愉快。
电话就挂了。
武汉哥们说，他当时就觉得她应该不会再打过来了。
我问，后来呢？
他说，没有后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近期和我打电话时间最长的应该就是她。
我说，那你下次应该主动打给她。
他说，我又没有她的电话。
我说，你们卖保险的也不留电话号码？
他说，留的是公司的。
我说，那没办法了，只能等她再打过来。
他说，估计不会了。我已经拒绝两次了。
我说，那你下次别拒绝得那么快。
武汉哥们说，那倒是。
然后又说，反思了一下，要换个男的，我可能也没什么交流欲望。
我们聊到这里，地铁站外的人渐渐少了。卖烤冷面的老板开始收拾摊子，把塑料凳叠起来。几辆共享单车被晚归的乘客扶起，骑走，又有另外几辆倒下去。
武汉哥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了，他没听懂，我又解释了一遍。他说听起来还挺好。
我问他明天还来不来唱。
他说看天气，别下雨就行。
快十点的时候，他开始拔插头，把音频线一圈圈缠在小臂上。
他蹲在地上收线，忽然说，其实不对。
我问什么不对。
他说，那个成都姑娘，我过了好些天才回过味来，说不定是在电话诈骗。
我说，你自己不也卖保险吗？
他说，所以我才知道。
他说，他们公司也有固定的话术，从开场白到拒绝处理，每一句都写好了。客户要是问了脚本之外的问题，新人经常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姑娘倒是很会聊天，知道什么时候该回答，什么时候该把话题带回保险上。
我说，也可能人家就是业务熟练。
他说，那当然。
我问，你怎么知道她是骗子？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那你怎么怀疑人家？
他说，她问我要身份证号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点奇怪。
我说，买保险不都要身份证号吗？
他说，是啊。
我说，那有什么奇怪的？
他说，她问得太早了，我还没答应买呢。
我说，可能是你们公司的流程不一样。
他说，也有可能。
我问，你们公司有没有骗子？
他说，有啊。
我说，真有？
他说，去年有个同事，把客户交的保费转进自己账户里，被公司开除了。
我问，那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说，不知道，听说报警了。
我说，你没干过这种事吧？
他说，没有。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过我也想过。
我问，想过什么？
他说，客户要是特别信任你，确实挺容易骗的。
我说，那你怎么没骗？
他说，我又不傻。
他把吉他装进琴包，没有再谈这个话题，又从侧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便签纸，递给我看。
上面是圆珠笔写的，字迹有点歪：唱得好听，请继续坚持。
他说，一个下班的姑娘路过时塞给他的。人都没停下来，放下就走了。
我问，是不是刚才站在那边听歌的那个？
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在唱歌，没看清楚。
他把便签纸折起来，重新放回侧袋。又数了数琴包里路人打赏的几十块零钱，拉上拉链。
他说，今晚不亏。
我问，你明天还来吗？
他说，应该来吧。
我说，那明天唱点别的。
他说，你想听什么？
我说，披头士。
他说，那得学。
我说，你还有一天时间。
他说，那够呛。
我们互相道别。我回到四楼，游戏还在运行，角色站在原地。
第二天晚上下雨，他没来。我没有再见过那个武汉哥们。
再碰到卖保险的人，已经是很久以后了。那天下午，我坐车去机场，路况很堵。电话打进来时，对方普通话标准，背景里甚至有隐约的机场广播提示音。
他一上来就报出了我的名字、身份证号，以及即将乘坐的航班号。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您的航班已经取消，他说，我们将为您退票，并赔付三百元延误险。
我确实在二十分钟前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改签短信，短信还停在手机屏幕上。先收到改签短信，再收到取消电话，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于是我不疑有他，跟着他的指示，一步步口述基本信息。
他说，如果现在通过电话办理，赔付款可以立即到账。官网也可以申请，但需要等待审核，时间比较长。
我问，多久？
他说，三个到五个工作日。
我说，那也不算长。有三百块钱？
他说，是的，不过这笔赔付款是有时效的。
我问，多久？
他说，今天下午六点之前。
我看了眼时间，已经四点半。
他又说，先生，您现在方便操作吗？
我说，方便。
他说，那请您先提供一下银行卡号。
到了这个阶段，我才反应过来，总算悬崖勒马，挂断了电话。
车子拐进出发层。我下车，取行李，进航站楼。
天花板喇叭在报航班号和登机口变更，和电话背景里那个一模一样。我在大屏幕前站了一会儿，确定那趟航班确实没有取消。
坐在候机厅，我想起大学时的一个室友，钱德。
钱德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尤其擅长想象自己突然拥有一大笔钱以后的生活。
他家境不错，父母做生意，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远远超过我们。但他总觉得钱不够花。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一个计划，要让我们帮忙绑架他。
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骗我爸的钱。
我说，你直接找你爸要不就行了。
他说，我爸不给。
我问，你要多少？
他说，两千。
我问，两千块钱你还要绑架？
他说，不是绑架，假装绑架。
他的计划很完整。首先，他会提前告诉家里自己要去外地旅游，可能几天联系不上。然后找个地方，把自己绑在椅子上，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视频里，他会被蒙住眼睛，嘴上贴胶带，旁边站着一个拿刀的人。
他希望由我扮演这个拿刀的人。
我说，为什么是我？
他说，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凶。
我问，我哪里凶？
他说，戴个口罩就凶了。
他还准备写一封勒索信，要求家里把两千块钱转到我的账户。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有病？
他说，那用顾总的也行。
顾总在旁边玩魔方，头也不抬地说，不行。
我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爸会报警？
他说，不会的。我爸这个人特别怕麻烦。
我说，儿子被绑架了，这已经不是怕不怕麻烦的问题了。
他说，我了解我爸。
他认为整个计划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拍出逼真的绑架视频。他想买一把玩具刀，又担心塑料质感太明显。后来决定用厨房里的菜刀，但必须注意角度，不能让刀刃反光。
我说，你还挺专业。
他说，我研究过。
我问，你研究什么了？
他说，电影。
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倒不是我们成功劝阻了他，而是钱德的父亲突然给他转了三千块钱。他拿到钱以后，立刻把绑架计划忘得一干二净。
我后来问，你不是说你爸不给钱吗？
他说，我这次跟他说我要报个培训班。
我问，什么培训班？
他说，还没想好。
钱德后来真的报了一个摄影培训班，学了两个星期，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他拍了很多照片，主要是宿舍楼下的流浪猫。
有一次，他父亲打电话来问，培训班上得怎么样。
钱德说，挺好的，老师说我有天赋。
他父亲说，那你以后就往这方面发展。
钱德说，行。
挂了电话，他问我们，有没有人想买相机。
我说，你不是有天赋吗？
他说，天赋跟兴趣是两回事。
过了几天，他又找父亲要钱，说摄影培训班的老师推荐他参加一个比赛，还需要两千块报名费和设备租赁费。这次他父亲没有给钱。
我问，你真的要参加比赛？
他说，不参加。
我问，那你要钱干什么？
他说，买游戏机啊。
我说，那你不还是在骗你爸？
他说，这不一样。
我问，哪里不一样？
他说，绑架是犯法的。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钱德说，我爸从小就不相信我。
我问，那你还骗他？
他说，不骗也不给啊。
我问，你要是真被绑架了怎么办？
他说，那就麻烦了。我爸可能觉得又是我编的。
他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妈应该会信。
我问，你妈不是早就知道你经常骗人吗？
他说，是啊。
我问，那她为什么会信？
他说，因为她是我妈。
我甚至怀疑，如果让钱德去卖保险，他第一天就会被客户说服，给自己买上一份。
飞机起飞前，空乘开始进行安全演示。
她把救生衣从袋子里抽出来，展示如何穿戴，如何拉动充气装置。没有人看她。靠过道的乘客低头玩手机，靠窗的乘客已经睡着了。
但她还是做完了，一个动作不落。
我想起那个武汉哥们。他每天坐在写字楼的工位上，戴着耳机，向陌生人介绍保险。成都姑娘大概也差不多。机场电话那头的骗子，没准也是如此。
我想起武汉哥们说，他给成都姑娘道过歉，因为第一次喝多了酒，不太礼貌。不知道姑娘还记不记得这件事。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养了一只猫。
总的来说，我没有看不起保险行业的意思。卡夫卡也在保险机构工作过。他写波塞冬时，没有让海神骑着浪发威，只让他坐在海洋深处的办公桌前算账。助手算过一遍，他还要亲自重算一遍。据说卡夫卡的工作能力很好，升职也快。白天处理工伤保险，晚上写小说。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同事推销过保险。
飞机落地以后，我开了手机。微信里有几条消息，没有陌生电话。
我突然想到，那个武汉哥们说自己没有成都姑娘的电话，其实不太准确。保险销售打出去的电话，未必完全无法回拨。就算是公司号码，也可以试一试。
但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没法提醒他。
有一阵子，立水桥南地铁站外面管得严，不让摆摊，也不让卖唱。共享单车被整齐地码放在路边，空出了一大块地方。过了些日子，卖烤冷面的摊子又回来了。
我在阳台上听见过很多人唱歌。有唱民谣的，有唱流行歌曲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反复唱同一首粤语歌，每唱完一遍就向路人鞠躬。
有时晚上经过地铁站，又看见有人在路边唱歌，我还是会停下来听一会儿。唱得好的有，唱得不好的也有。有的人面前放着收款码，有的人把琴包敞开，里面铺着几张零钱。
我不太会唱歌，也很少打赏。有一次听完，我对唱歌的人说，唱得不错。他说，谢谢。然后继续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