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e Bovary, c’est moi! — D’après 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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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连载一段时间后，福楼拜收到一位陌生女子的 信，署名是勒鲁瓦耶·德·尚特皮，也是一位小说家，信中说：
“作为《巴黎杂志》的订户和忠实读者，我从这部题为《包法利夫人》的、扣人心弦的真实戏剧发表之初，就一直在阅读它。
“我首先看出，您创作了一部自然且真实的杰作。是的，这正是我出生和度过一生的外省风俗。这足以向您说明，先生，我是多么理解这位可怜的包法利夫人的忧愁、烦恼和不幸。从一开始，我就认出了她，爱上了她，就像爱一个我本该认识的朋友。我与她的存在融为一体，以至于我觉得，那是她，也是我！不，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这是真实的！这个女人存在过，您一定目睹过她的生活、她的死亡、她的痛苦。对我来说，先生，您让我看到了——我几乎要说让我承受了——这一切……”
这封信很有趣。读者在艾玛身上认出自己。龚古尔的日记里也说，奥尔良有个主教，承认艾玛写中了外省女人。因为他在外省听过太多妇女的忏悔。
但福楼拜几个月后 回信，说《包法利夫人》不是影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人物；如果看起来真实，那是因为作品充分“不属于个人”。
正是在这封信里，他写道：“不要写自己。艺术家必须像上帝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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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X，就是我”这个句式，来自塞万提斯的遗言，有人问他笔下那位骑士的原型是谁，他如此作答。那个骑士被传奇弄坏了脑子，越可笑，越让人难过。《包法利》也是一样。表面上是在反对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但把主角写得越幼稚自私放纵庸俗一堆缺点，也越让人感到伤心。
在十九世纪，一个普通读者，乍听说“Madame Bovary, c’est moi”，艾玛就是福楼拜，恐怕第一反应也会是：怪文豪又作惊人语。
这句话不见于福楼拜书信或作品。按鲁昂大学福楼拜中心的 说明，最早可查出处，是福学家德沙木（René Descharmes）1909 年书中一条转述：
福楼拜据说把这话说给阿梅丽·波斯凯（Amélie Bosquet）；
波斯凯是法国女作家，福楼拜的通信对象，她又告诉某位熟人；
那位熟人再转告德沙木。
原句后面还拖着一个含糊的尾巴：“D’après moi”。它可以理解成“照我看”，也可以理解成“以我为蓝本”。
德沙木做福楼拜 1857 年前的材料，还有蒲瓦特万的材料，都很细，值得信；但不等于信这句话就是福楼拜原话。
这条传闻的传播链是：福楼拜、波斯凯、M.E. de Launay（巴黎贝尔查斯街 31 号居民）、德沙木。德沙木保存了一张手写笔记，记下了中间人 Launay 的姓名住址，这不是凭空捏造的人会做的事。而且德沙木只是把这句话放在注脚而非正文，说明他自己也只当旁证。
问题不在德沙木的诚实，而在这个传言传得有些长：德沙木在 1909 年写下这条注时，波斯凯已去世五年，福楼拜与她的友谊在 1869 年破裂，原话已是至少四十年前的口头记忆，现场语境已经消失。即便福楼拜真说过，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在认真回答，还是在反讽，或者随口挡开一个过于直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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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众所周知，福楼拜崇尚 [[福楼拜的新散文#客观的风格|“客观的风格”]]，恰恰处于主观“就是我”的对立面。只不过，福楼拜不可能从客观风格中，排除自己的个性。
他的个性太大，当他选择要写这个故事，刚开始设计人物情节，个性就已经冒头。有的作家个性让人欢喜，有的让人讨厌，或者让我讨厌，这都没关系。他们用个性展示的世界，也让人喜欢或讨厌，这都无所谓。喜不喜欢是读者的事。真正重要是风格，由个性产生。
鲁昂大学福楼拜中心的创始人、福学家 Yvan Leclerc 后来指出了一个更准的说法：也许福楼拜那句话的意思从来就不是“艾玛是我”，而是“这部小说是我”。他不是某一个人物。他是所有人物。
他必须在写作中反过来抵抗这种个性的出现。1853 年，他就给科女士写 信，说自己这本书里没有一点个人感情，最难的地方，正是要钻进那些和他相反、让他反感的人物皮肤里。一个多月后他又写信 道：“这本书不是我的血，我不在肚子里带着它，我觉得这是我想出来的、人造的东西。”
基于客观理念，他言行一致地进行实验，躲在艾玛、夏尔、郝麦后面，冰一样客观，谜一样矜持，苦行一样努力，拿自己先进的土办法教莫泊桑。但当描写爱玛服毒自尽时，他也幻想出中毒的症状，不得不寻医问诊。
正因为这样，哪怕“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只是一条语境不明的传闻，它仍然切中这个悖论：这句话以“我”为中心，很主观。
乔治桑看得明白。1876 年她写 信 给福楼拜：“你一搞文学就想变成另一个人。我们的作品价值从不超出我们自身的价值。”归根结底，很多人物来自作者的心灵，严格来说，任何现代文学作品，其实都具有某种自传性。艾玛、安娜、拉斯柯尔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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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需要寻找作者内容的未知因素 X，感受它、发展它，再借助观察、体验等间接经验，控制它、丰富它。福楼拜自己其实说过类似的话——1852 年他就写 信 告诉科女士：包法利夫人，就其作为心理研究而言，将是我全部心理科学知识的总和——但他紧跟着说“能有价值吗？但愿如此”，语气里全是没把握。
大作家都是以心灵丰富写人。每个角色都有作者本人的人性，尤其是主角。但他们不全是作者，也不全是某个个人，优秀的创作，又能让每个个人都包含在里头。
福楼拜深具文学理论家称之为“人格化”的那种作家特质，简言之，他有一种禀赋，能以强烈的力量变身为自己笔下的人物，从而对人物（按照作家意志）所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就像幽灵。在完成了骑马偷情的第二部第九章后，他更是发狂一样地在 信 中写道：
不管怎样，无论写得好还是坏，写作都是一种美妙的事情！那是一种不再是“自我”的状态，而是游走于你正在描述的整个创造世界之中。就像今天，我是男人也是女人，是情郎也是情妇，我在秋日下午骑马穿过森林，黄叶飘落，我就是那些马，那些树叶，那阵风，那些话语，还有那抹红日——它让沉醉于爱中的人微合双眼。
到这里，所谓客观已经长出一点附体的意思。此时作者没有如沉默的上帝那样掌控全局，而是如看不见的幽灵，附体于万物。这也是一种近乎逍遥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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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他写女性不错，至少是受到了一部分好评。波德莱尔在 1857 年 评论《包法利夫人》 时，抓住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一个男性作者要创造艾玛，必须在写作中暂时变成女人。
艾玛“就其最有力量、最有雄心、也最有梦想的那一面而言，仍然是一个男人”。想象力取代了心脏，行动的突然能量，对诱惑和支配的过度嗜好，这四种“男性特质”，被波德莱尔打包塞进了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这个“奇异的双性体”保留了男性灵魂的魅力，又长在迷人的女性身体里。这话说得漂亮，福楼拜写了一个很让男性批评家感到舒服的女人。
一位男性写一位女性叙述者，或者一位女性写一位男性叙述者的想法，似乎很荒唐。但如果马、树叶、风、话语、红日，世界万物都是他，那么艾玛也是他，他还能写好艾玛，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