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 年 3 月，福楼拜读完屠格涅夫送来的两卷书，立刻写了一封 信 给他。
“很久以来，您就是我眼里的大师。”
这话不只是客气。福楼拜接着说，他喜欢屠格涅夫那种“热烈同时又克制”的写法，喜欢他的同情心能一直落到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也喜欢他的景色。屠格涅夫写风景，不只把树、雪和道路摆在那里，他的景色还引人思考。
福楼拜读的《俄罗斯生活场景》，就是后来通常译作《猎人笔记》的散文集。屠格涅夫借一个打猎的叙述者在俄国乡间走动，写农奴、地主、猎人、歌手和路上遇见的小人物。这里没有一条特别壮观的主线，常常只是一次相遇、一段谈话、一个傍晚；农奴制度的残酷从这些小事里露出来。
里面有一篇《别任草地》。屠格涅夫夜里遇到五个农家少年，坐在旁边听他们讲小妖怪、美人鱼和将死的人，讲到哪里算哪里。天亮以后，猎人离开草地回家。屠格涅夫在篇末才补了一句：那一年，帕夫卢沙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
帕夫卢沙是其中一个少年。这句补丁不是惋惜。死亡的感染力，并不以惋惜的方式表达。草地和黎明还美着，少年们讲小妖怪讲得正起劲，其中一个却被那无可躲避的命运带走了。屠格涅夫不作道德判断。他知道，我们喜爱的东西，会像帕夫卢沙一样，因为一次突然的事故消失。
另一篇《来自美丽土地的卡西扬》里，屠格涅夫遇到一个侏儒农奴。他采草药，会用鸟的语言说话，坚决反对打猎，却几乎不和猎人交谈。他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他说那不是自己的女儿，谁也不信。车夫最后只说：“说不清楚。”屠格涅夫也没有替他把谜底揭开。
这种不揭开，如同一个对我们大多数人关闭、也对屠格涅夫关闭的世界。读《卡西扬》的奖赏，是得以非常短暂地进入一个另类现实。屠格涅夫本人也只是短暂地进去过，却令人赞叹地把它带了回来，放在《笔记》里。
福楼拜读这本书，读得自己也想出门。他说，读《堂吉诃德》，他想骑马走在一条落满灰尘的白路上，在岩石阴影里吃橄榄和生洋葱；读屠格涅夫，他想坐进俄罗斯的四轮马车，在白雪覆盖的田野里一路颠簸，听狼在远处叫。
一个人的书能把另一个人弄得想坐马车，这已经不是书评了。
福楼拜还夸他：温情、嘲讽、观察和色彩，混在一起，却没有互相打架；作品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大家还没夸透的，是他的心，一种说不清楚、深沉而又隐秘的同情。
屠格涅夫写风景，像用水彩，不像用油画。颜色淡，边界也不硬；雪地、树林、马车和人的脸，放在一起，谁也不压过谁。人物走过去，景色不替他们解释。福楼拜说他有“颜色”，大概就是这点分寸。
福楼拜喜欢这种手法。现实不是一堆材料，捡到什么就往小说里塞。现实得经过安排，经过组合，最后才有力量。
这两个人见过许多面。
1874 年起，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都德和龚古尔几个人在巴黎聚餐，给这桌饭取了个不大吉利的名字：“被喝倒彩者晚餐”。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记下了这桌人的样子；相关的星期日聚会，另见《[[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福楼拜身形庞大，留着下垂的海盗胡子，说起话来嗓门像吹铜管；比福楼拜还要高出一个头的屠格涅夫，一头白发，嗓子却像个小姑娘，说话轻声细气，像在吹一支细笛子。福楼拜在稿纸上把分寸抠得极冷，私下里嗓门震天；屠格涅夫说话细弱，笔下却装得下最开阔的荒原。
屠格涅夫也帮过福楼拜。1875 年，外甥女婿的生意垮了，福楼拜几乎把家底赔光。1876—1877 年，屠格涅夫在巴黎花了几个月，把《圣朱利安传》和《希罗底》译成俄文，寄给彼得堡的杂志。他给主编写信，说这是让俄语跟法语肉搏。稿酬他一分钱没要，全让主编寄给克鲁瓦塞。
不过屠格涅夫劝朋友，向来不客气。他劝福楼拜要“利落”。他看得很准。福楼拜已经把医学、农业、政治和宗教全塞进书里，自己也越写越累。劝归劝，福楼拜没有停，两个抄写员还得继续去试农学、医学、政治和爱情。
不过屠格涅夫不是只会替朋友担心。他也会挑他的错。
1879 年，屠格涅夫读到《情感教育》，福楼拜赶紧写 信 回答。他承认，屠格涅夫批评的那一段写得不强，甚至有点“小儿科”；可他又为自己辩解：男主人公不是音乐家，女主人公也只是个平庸的人。那一段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几种互相冲突的回忆缠在了一起。
朋友读到了他的难处，他也没有假装作品每一处都好。福楼拜一面承认，一面继续为自己的结尾记仇。他觉得《情感教育》被读者误判了，尤其是结尾。
同一封信里，他还说自己正在读屠格涅夫写的虚无主义者故事，读得很快。他读得受不了，几乎要问：怎么能让活生生的人受这么残酷的痛苦？
这两个人的阅读方式不一样。屠格涅夫把痛苦写得柔和，福楼拜却会把那层柔和剥开，看见里面的骨头。他们都不喜欢廉价的眼泪，但屠格涅夫更愿意让人物在景色和日常里慢慢受苦；福楼拜则常常站在旁边，冷眼看着人物自己把日子弄坏。
屠格涅夫因此很像一面不太讨厌的镜子。福楼拜从他身上看到一种自己没有完全拥有的东西：感情很深，句子却不发烧；景色很美，作者不抢着出来解释；人物很小，写他们时却不嫌麻烦。
1880 年，福楼拜读《战争与和平》，写信告诉屠格涅夫：前两卷雄伟，第三卷却被重复和高谈阔论拖坏了。屠格涅夫回信说，他早就看出托尔斯泰的问题：这个人给自己造了一套神秘、幼稚而自负的哲学，把后面的作品弄坏了。然后他开了句拉丁式玩笑：“Flaubertus dixit。”
这句话仿的是“Magister dixit”，也就是“大师说了算”：既然福楼拜已经这么判断，事情就定了。屠格涅夫说得像在给自己的判断盖章。
这句话很有意思。屠格涅夫不是福楼拜书单里的一个被观看对象。他也是一个读者，一个会把书寄给朋友、会判断别人的长处和毛病、会在福楼拜写得太重时提醒他的人。
福楼拜读屠格涅夫，读到的不是俄国风景，也不只是农奴和贵族。那两卷书里有雪地、狼叫、马车、沉默的人，还有一种很难模仿的分寸感。它不把现实当成全部，也不把现实擦掉。它让现实先站在那里，然后让人物从里面走出来。
分寸感底下，还有一层更凉的东西。屠格涅夫写过一篇散文诗《大自然》：他梦见“大自然”的化身在沉思，问她，伟大的母亲，你一定在为人类的幸福思考吧？大自然答道：我想怎样在跳蚤的后腿加一条筋，让它逃走时可以更快些。
屠格涅夫说过的话，福楼拜没有照做，却留在了他的阅读里。后来他读伏尔泰，喜欢那种轻；读左拉，警惕现实主义变成主义；读屠格涅夫，则看见了另一种可能：句子可以柔和，手却要稳。
1880 年，他们还在写信。福楼拜在克鲁瓦塞写《布瓦尔和佩库歇》，屠格涅夫在巴黎给他回信。他们谈书，也谈病。福楼拜去世前，信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