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迪康回忆录#1849 北非近东之旅|“北非近东之旅”]] 归来后，福楼拜与迪康分道扬镳，一个开始闭门写《包法利夫人》，成大作家，另一个入股《巴黎杂志》，做媒体人，特地邀请福楼拜和布耶为他写稿。
《巴黎杂志》是《两世界杂志》的对手，始创于 1829 年，曾停刊又复刊，是 50 年代的新码头。法国正值《幻灭》的时代，记者用香槟受洗，媒体一往无前，报业成为文人与野心家的新战场。迪康投身其中，连戈蒂耶这样的文人也纷纷进报界谋生。很多年后，福楼拜写 信 给乔治·桑说，“新闻媒体是一所用来把人变成畜生的学校，因为它让人不必思考。”
迪康热衷于公共事务，福楼拜心里瞧不上这位朋友，但人情还在。迪康也不忘友谊，借力杂志，发表了布耶关于古罗马的三千行诗歌，让福楼拜很是欣慰。1855 年秋天，迪康提议把《包法利夫人》先放到这份刊物上，条件是删去几处，以避开审查。福楼拜点头，书就先走上了连载这条窄路。
迪康把小说转交莱昂·洛朗 - 皮沙（Léon Laurent-Pichat），杂志的社长兼总经理。洛朗 - 皮沙读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迪康写 信 给福楼拜转述。他特别声明，自己只是转交、热情推荐，未曾与洛朗 - 皮沙串通，拿“同一把锯子”批评福楼拜。但他完全赞同洛朗 - 皮沙的建议，要求把小说交给他们，由编辑做主，作一些必不可少的删节。至于单行本，可以照福楼拜原意出版。
他的私人想法是，如果福楼拜不听劝，无异于自甘毁灭。这本好不容易出版的出道作，逃不过内容混乱的命运，仅凭文风，也不足以变得吸引人。《包法利》将埋没在一堆字斟句酌却完全不必要的内容之下，以至于它的本质难以被看到（他看不懂 [[福楼拜的新散文#虚无的细节|“虚无的细节”]]）。而编辑的任务，就是将本质剥离出来。此事不难。
迪康二人准备找一个经验丰富、技艺娴熟之人，在监督下完成删减工作。不往原稿中增添一字，只删减。福楼拜仅需鼓起勇气，闭上眼，相信他们，或者至少相信他们的经验和关心，再从稿费中出一百法郎（后来单行本稿费的八分之一），便可雇佣这个专家，发表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不是一部未完成且臃肿的作品。迪康直言，“你现在可能在心里恨我，但请务必记住，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你的利益着想。”
福楼拜没有回信，只在信封上写了“荒谬绝伦”，并打了下划线。我相信这也是许多现代读者的看法。难道不是吗？这本书浑然天成，删无可删。
巴尔扎克曾是《巴黎杂志》的主力，每月为它写四十页，出版商总是抱怨他迟交稿、在校对阶段过量修改。现在迪康与洛朗 - 皮沙成了《包法利》的编辑，也要对福楼拜行过量修改之事。福楼拜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一些妥协、删减——还不是看在布耶的面子上！——结果没有完全满足编辑的要求。小说出版延期，1856 年 10 月 1 日起，才开始分六部分在杂志连载。
从 10 月 1 日到 12 月 15 日，小说每半个月交到读者手里一次，杂志也每半个月重新担一次风险。
单行本像一块石头，扔出去就扔出去了。连载不一样。它每半个月出现在桌上一次，每一次都像重新敲门。编辑部不能假装不知道下一期会来，印刷商也不能假装自己只印了一回。读者在等，监管的人也在等。
这就很麻烦。小说还没有变成一本书，先变成六次手续。每一期都要有人点头，每一期都可能有人反悔。福楼拜写的是长篇，杂志看到的是六个风险包。
连载版是福楼拜妥协后的产物。他同意了个别删改，作为交换，获准插入一些注释。比如 12 月 15 日最后那一期，人们可以读到福楼拜的解释：
“出于一些我不予置评的考量，《巴黎杂志》被迫在 12 月 1 日的期刊中进行了删节。由于在该期（即 15 日一期）中，该报社的顾虑再次出现，他们认为应当再次删去若干段落。因此，我在此声明，对以下文字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读者仅将其视为一些残缺的片段，而非一个完整的整体。”
12 月 1 日被按住不发的，是那段有名的马车戏；12 月 15 日被删的，是爱玛死前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康不懂新文学，但对于第二帝国法律、审查的理解颇深。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起政变，解散议会，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公投结果，共和国名存实亡。一年后，拿破仑三世复辟，成立第二帝国。马克思分析说，法国回到了“最古老的形式，回到剑与圣器的无耻和粗暴统治”。
剑是军队与警察，圣器是天主教教会。政变之后，既然国事谁也不许碰，公共道德就成了帝国最要紧的防线。哪怕只是一部写外省私通的小说，一旦被教会扣上伤风败俗的帽子，警察和法官就会立刻把它当成社会公害。编辑急着动剪刀，哪是什么文学洁癖，不过是太清楚在剑与圣器的眼皮底下，惹恼了道学家的下场，绝不是挨几句骂，而是能把整份杂志拖垮的灭顶官司。
所以迪康的心态似乎是：我花了钱，买了码头，请你来坐头等舱，你可不要在甲板上拉电锯，这会把我的船搞沉。但是很遗憾，形势所迫，《包法利夫人》还是受到了 [[包法利夫人受诉讼|诉讼]]。
连载的坏处就在这里。编辑部以为把马车戏剪掉，就能少一件事。结果剪刀自己成了一件事。原文只让车轮在鲁昂乱转，车厢里什么也不说；杂志一删，读者反倒知道该盯着车厢看了。
这也算是福楼拜写法的一次反噬。他本来就喜欢把作者藏起来，只留下路线、动作和一点物件；审查机器反着读，看不见作者，就以为看见了罪证。
根据塞纳尔的说法，小说受诉讼，其实因为被删这件事，而不是被删的内容。公诉人皮纳尔说，这里的删节是出于一种“令人尊敬的顾虑”，以此暗示未删的原稿必定见不得人；塞纳尔抓准的正是这一点，干脆把整场辩护的火力，全砸在这把弄巧成拙的剪刀上。我很喜欢这个部分的辩护词：
那么，这样一部作品是如何招致起诉的呢？请允许我说明原委。《巴黎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曾完整阅读过全书，因为手稿在发表前很久就寄给了他们，当时他们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但当印制 1856 年 12 月 1 日的那一期期刊时，杂志社的一位主管被“马车戏”吓到了。他说：“这不合适，我们要删掉它。”福楼拜对这种删减感到被冒犯。他坚持如果不加注说明，就不允许删减。是他要求加注的。出于作者的自尊，他既不愿作品被肢解，也不愿让杂志社感到不安，他说：“你们想删就删，但必须声明是你们删的。”于是双方商定了如下注释：
“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此删除一段不符合《巴黎杂志》编辑方针的文字；特此向作者说明。”
以下就是被删除的片段，我读给诸位听。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一份校样。这是第一部分，一个字都没改；第二部分改动了一个词：
[[艾玛的四任情人#公证员莱昂|“先生去什么地方？”……也就是所付的代价。]]
福楼拜先生向我指出，公诉人曾指责过最后这一句话。
帝国代理检察官： 不，我只是指出了它。
塞纳尔律师：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这也算指责，那么在“既是惩罚，也是代价”这句话面前，指责也将不攻自破。此外，这即便作为指责，也和您之前的其他指责一样毫无根据；因为在您所指责的一切内容中，没有一项是经得起严肃推敲的。
诸位，正是因为这段发狂般的狂奔引起了《巴黎杂志》编辑部的不快，他们才将其删去了。这是杂志社过度的谨慎；而这种谨慎绝对不该成为起诉的理由。然而，你们将会看到，它偏偏成了起诉的导火索。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也就是被删减的部分，反而显得极其骇人。人们产生了很多联想，很多原本并不存在的联想——正如诸位刚才听我读完原稿后所看到的。天哪，您知道人们联想到了什么吗？人们以为被删掉的部分，可能类似于法兰西学术院尊贵的梅里美先生那支生花妙笔下写出的东西。
梅里美先生在一部名为《双重误解》（La Double méprise）的小说中，描写过一段发生在邮车里的戏。重要的不是马车这个地点，而是像本案一样，是对车厢内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描写。我不想耽误法庭太长时间，我会把书呈给公诉人和法庭。如果我们写了梅里美先生所写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那么我在履行辩护职责时可能会感到些许尴尬，或者说我会改变辩护策略。我将不再像刚才那样坚定地声明福楼拜先生写了一本好书、一本正直、有益且道德的书，我会改口说：文学有其权利；梅里美先生创作了一部非常卓越的文学作品，如果整体无懈可击，我们就不该对细节如此苛求。我会止步于此，以此请求无罪，而你们也会判其无罪。哎！天哪！在这样的题材中，作者绝不会因“省略”而犯错。况且，诸位已经了解了马车里发生的细节。既然我的当事人满足于只写一段路途，且车厢内的情况仅仅通过“一只赤裸的手从帘下伸出，扔出碎纸片，像白蝴蝶般落在红苜蓿田里”来揭示；既然我的当事人仅满足于此，那么本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可大家偏偏通过那处删减去揣测——揣测他写的内容起码和那位学术院院士一样多。而诸位现在看到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这处不幸的删减，就是这场诉讼的根源！ 也就是说，在那些理所当然负责监管可能亵渎公共道德之作品的部门里，当他们看到这处删减时，警觉性被唤醒了。我不得不承认，请《巴黎杂志》的先生们允许我直言：你们剪刀下得太迟了，早该在他们上车前就剪断；上车后再剪，已经毫无意义了。这次删减非常不幸；但如果说杂志社的先生们犯了这个小错，那么今天你们也确实在为此受过。
连载走到了法庭，单行本就成了唯一的指望。1857 年 1 月，庭审前，出版人米歇尔·列维出价八百法郎，买下《包法利》的版权。1 月 17 日，福楼拜写 信 给他说，想把小说印成一份辩护材料，正文恢复原状，页边摆上古典作家的例句，让法庭自己看什么才叫伤风败俗。这份东西没有来得及进入法庭。检方不愿让福楼拜先把被删掉的空白填回去。
八百法郎什么概念？只够爱玛还一张期票。
同年 4 月，列维出版社推出《包法利》单行本，畅销。十年之后，福楼拜写道：“我的出版商因为良心不安，在我并未开口的情况下，又给了我五百法郎。”
《包法利》的成功，后来让福楼拜有了选择出版商的权力，不再允许出版方对内容指手画脚。1862 年，他以一万法郎的高价把《萨朗波》的出版权利卖给列维。出版的前提，就是出版人事先不看福楼拜的手稿。列维同意此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列维都是福楼拜合作最久的出版人。
现代社会，出版商有印刷、开单、运输、编辑、广告、会计等全套设备，一队又一队人马摩拳擦掌，就等拿到手稿。福楼拜受不了这个。一想到出版商真的要读他的手稿，甚至还要审查，他就惊恐万分。
福楼拜认为，出版商的职责不过就是支付稿费、负责印刷。这里我有一些异议，我认为校对员、赞助商、鼓励师，也是出版商应该承担的工作。但总而言之，这帮人不该负责审查和修订。
1869 年 11 月 17 日，《情感教育》两卷本小说也由米歇尔·列维出版社出版，说明双方合作到此依然顺利。
1873 年，《包法利夫人》先在此重印；1875 年列维去世、合同期满后，福楼拜转而与沙尔庞捷（木匠的意思）合作，陆续推出《圣安东》《三故事》。
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叫热尔韦·沙尔庞捷，老木匠早期出版了戈蒂耶等人的作品，推出了“沙尔庞捷图书馆”系列，装帧小巧，类似法国的文库本。后来他儿子乔治继承家业，小木匠善于交际，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印象派的赞助人，给雷诺阿下了很多单。家里天天坐着画家，看书的眼光自然更容易往画面上靠。给文学配上插图，在小木匠眼里不仅体面，而且好卖。
小木匠时代的出版社出版了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小酒店》《梅塘之夜》也是这个出版社推出。不过，虽然左拉很成功，出版社却经营不善。福楼拜也催过他们结款，不然《布瓦尔和佩库歇》就找别处出版。出版社窟窿大，新书还没写完，稿费又结不出，小木匠就只能回过头来打老书的主意。最有名、也最能再榨出油水的，当然还是这本甩不掉的《包法利夫人》。
1879 年 2 月，福楼拜给小木匠写 信 说，他听到《包法利夫人》就烦，人们对这本书纠缠不休，好像他写了这本书，此后所做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不是必须赚钱，他想让这本书绝版。小木匠给他开了 2000 册 1000 法郎的报价。
小木匠还想找他出插图本，就像《三故事》一样，气死他了。他解释为什么原本想把鲁昂大教堂的窗画作为《圣于连》插画。他之所以喜欢，因为那是一种史料，小说的灵感来源。“把图像和文本一比，我们会自言自语地诧异：‘我怎么也弄不清楚。他怎么会从这个想到那个呢？’”
除此以外，所有的插画都令他恼火。马车戏被删后，人们去猜车厢里有什么；插图本正好反过来，替读者把小说没有写出的东西画出来。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宁死不辱（Potius mori quam foed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