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套影史排名，忘了什么来头，反正是美国人选的，给《卡萨布兰卡》排了第四。有人说，你要是不同意《乱世佳人》拿第一，它就进了前三；你要是再不同意《公民凯恩》《教父》拿前两名，它就是影史第一。

这部电影最被津津乐道的，始终是酒馆里唱马赛曲的那场戏：客人们含着眼泪齐声高唱，硬生生把德国军官的声音压了下去。观众看到这里，很少有不被感动的。

后来我看了雷诺阿的《大幻影》，才发现这个桥段早在五年前就有人用过了。雷诺阿拍过，好莱坞又抄了一遍。但我总觉得，同样是馆子里的一首歌，真正把它拍出另一层意思的，既不是好莱坞，也不是雷诺阿，而是库布里克。

2

1957 年的《光荣之路》，拍法完全相反。

库布里克让一个被俘的德国姑娘登台演出，底下是一群醉醺醺、放肆喧哗的法国士兵，对她评头论足，吹口哨起哄。店主像个集市报幕的，在台上大声吆喝，把女孩当作刚缴获的战利品向士兵推销：唱不了歌剧，也不懂高雅艺术，但货真价实来自德国，有一副天生好嗓子，足够大伙就着啤酒寻开心。

女孩战战兢兢地唱起《忠诚的轻骑兵》，一首讲骑兵赶回家乡却发现少女病死的古老民谣。起初是一片哄笑，渐渐归于沉默，最后鸦雀无声。士兵们听不懂歌词，但听得出颤抖的歌声，也听得出歌声里那点宁静与哀愁，竟然也跟着轻轻哼了起来。

那个德国姑娘是全片唯一有戏份的女性，本名叫克里斯蒂安·哈兰，亲叔叔是当年纳粹德国拍《犹太人苏斯》的御用导演；犹太导演库布里克在慕尼黑拍片时爱上了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这条掌故不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放在这里让我高兴。

这首歌其实出现在全片的最后五分钟。在它之前，整整八十分钟里没有半点温情，镜头一直跟着战壕、烂泥、铁丝网和荒唐的命令走。柯克·道格拉斯演的上校带着士兵去攻一座叫“蚁丘”的阵地。米罗将军拿一串百分比算过，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他为了晋升接下命令，失败后甚至想让炮兵朝自己的战壕开火。为了遮住这场失败，军事法庭从三个连里各挑一个人：一个抽签抽中，一个性格孤僻被长官嫌弃，一个知道上级军官出过丑。

到了死刑前夜，话就更少了。牢房里有人指着一只蟑螂说，明天早上我们都死了，它还活着；另一个人随手把蟑螂打死，说，现在你比它强了。而在将军眼里，死亡不过是一种轻飘飘的手段：维持纪律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时枪毙一个人。

电影讲的是虚构故事，底下却垫着一桩真正的法军血案。1915 年的一战前线上，法军少将强攻受挫，下令炮兵朝自己的战壕轰击，被拒绝后，抓出四名下士当场枪毙以肃军纪。一名死者的妻子为此奔走抗告了整整十九年，直到 1934 年法庭才宣布无罪，象征性赔了她一法郎。十九年过去，那一枚硬币救不回任何人。

库布里克不用好莱坞的摄影棚布景，在慕尼黑农田里硬挖出一条五百米长的真战壕，铺上铁轨，让摄像机装在小车上一路倒退滑行。泥、水坑、铁丝网、碎外衣和真炸点里倒下的人挤在黑白画面里。很多人以为库布里克天生就是好莱坞的反骨。其实开拍前，二十八岁的库布里克和编剧偷偷写过一版大团圆结局：三名士兵在刑场前最后一秒被赦免，改判关禁闭三十天。他觉得商业片总得给观众一点甜头。最后是制片兼主演道格拉斯看了大发雷霆，逼他当场撕掉这版草稿，老老实实回去拍行刑和绝望。

他把军队高层的虚伪与残忍扒得太彻底，1957 年在布鲁塞尔首映时，当场引来法国老兵团体的抗议。在外交压力下，连美军驻欧基地的影院都把它撤了档；直到整整十八年后，它才被允许在法国公映。

相比之下，好莱坞的算盘就要熟练得多。

3

“北非谍影”这个译名很好，有点儿录像厅气质，也不像个爱情片。这世上爱情片多得让人心烦，黑色风格的却少之又少。《卡萨布兰卡》自觉向黑色靠拢：强烈的明暗对比，人物淹没在阴影里，主角冷硬疏离，黑！但它又那么昂扬主流，热爱祖国。

后来它成了影史第一，恐怕剧组谁也没料到。主创阵容很强，却很难说有谁真正当得了主心骨。大多数人可能都把它当作华纳兄弟的一部普通 A 级片，预算一百万美元，有鲍嘉和褒曼主演，但也就这样了。

关于影片结尾，有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英格丽·褒曼和许多剧组成员直到最后一天才知道谁会上飞机。后来的调查证明这并不属实。但传言之所以广泛流传，恐怕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没有谁真正坐在桌前决定一切。彼时的好莱坞由制片人主导，剧本、明星、档期、战争宣传和票房算盘，挤在同一张桌子上。

所谓“教科书级别”的剧本，倒不如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它改编自一部未公开上演的舞台剧，原作者既无名气，也未参与影片制作，只拿到两万美元授权费。全片最关键的情节道具是两张“戴高乐亲笔签署的通行证”；但在当时维希法国控制的卡萨布兰卡，戴高乐早被判了死刑，拿着他的签名去警局等于自投罗网。好莱坞不管这些，只要能把男女主角顺顺当当送上飞机就行。影片开拍时剧本只有一半，不得不边拍边写，刚写好的对白连夜送到片场。

本子一开始就不太稳。开拍以后，也没有稳到哪里去。

但它没散架。

最终的剧本出自三位署名编剧、一位未署名编剧、两位原舞台剧编剧，加上导演，一堆人马接力完成。有编剧抱怨导演“对剧情一无所知”，只管画面；写爱情的只想要浪漫，写政治的非要反法西斯——几路人马各怀心思，不知怎么的，竟然达成了某种平衡。

4

一群人前赴后继，结果却造出了一点好莱坞，一点奥斯卡，一点白宫。故事不越雷池一步，每一步又都踩得稳妥漂亮。它当然成功，也正因为太成功，几乎成了影史上距离“作者理论”最远的一部作品。编剧们把浪漫、黑色、间谍、音乐、战争和几个现成桥段揉在一起，磨到没有毛边。难怪翁贝托·埃科要抱怨：“两个俗套让人发笑，一百个俗套反而让人感动。”

演员却很出色。鲍嘉延续了《马耳他之鹰》确立的戏路，冷硬、压抑、深情不露。褒曼也找到了她之后反复出演的角色类型：与一个男人生活，却深深爱着另一个，外表高贵，内心摇摆，结局顺从世俗。彼得·洛，好！还有雷诺局长，老油条一根，几乎抢走了整部戏的风头。这恰恰是集体产物最迷惑人的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把活儿干得漂亮，最后拼出来的东西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想要。

歌也是这样被端上来的。

酒馆、咖啡馆，本来就容易被拿来放爱国情绪。啤酒馆暴动如此，《情感教育》里那家只许唱爱国歌曲的咖啡馆也如此。清末旗人在茶馆里爱大清，焦菊隐版《茶馆》又在结尾唱《团结就是力量》。除了怀尔德那种刻薄人，敢让黛德丽在柏林废墟的酒馆里拿碎心换黄油，歌一进馆子，就全被拿去爱国了。

问题是，一首歌被放进电影之后，它到底是长出了新的东西，还是只是换了个地方又唱了一遍？雷诺阿用过，好莱坞又用了一次，下面还会有人继续用。时间会证明哪个版本被记住，但不一定证明哪个版本真的成立了。

5

《卡萨布兰卡》里那段马赛曲拍得太顺。唱的人是激动的，听的人也是激动的，导演激动，观众也激动。所有人都被同一股情绪带走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酒馆里那些背景群演，大半是刚逃出纳粹欧洲的真实难民；特写镜头里满脸是泪喊着“法兰西万岁”的姑娘，现实中刚靠假护照逃出沦陷的巴黎。好莱坞就是有这种本事：它把真实的流亡与眼泪收进摄影棚，磨平毛边，压制成全球通用的高级行货。

《光荣之路》不是这样。德国女孩唱的是德国民谣，底下坐的是法国士兵，他们听不懂歌词，没有人知道该作何反应。最后有人跟着哼起来了，并不整齐划一，想张口，又不知道该不该张口。

战争、明星、制片厂、预算和观众期待，一并上了桌。一家商业电影公司花重金雇人，不是为了寻找新形式，而是要把一件高级行货打磨到最顺手：该浪漫时浪漫，该流亡时流亡，该唱歌时唱歌。

它不是粗制滥造。恰恰相反，它每一处都合格，每一处都顺手，每一处都知道观众要什么。连那句压根不存在的“Play it again, Sam”，都不是出自影片，而是诞生于幻觉。

俗套不是问题。有些电影把俗套演过火，反而生出新鲜东西。高级行货的问题是太懂怎么达标，太会把所有地方收拾干净。

这种东西后来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厂牌、演员和审查表。四十年代的好莱坞能把它压到最顺，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那套工业条件，只能照着现成样板描一遍，描得认真，也描得青涩。

6

庐山不比好莱坞，但《庐山恋》的底色是一样的：谈恋爱，是为了把爱国带出来。好莱坞让鲍嘉送走女人，说大局面前个人的感情算不了什么；上影厂让男女主角在山顶大喊“我爱我的祖国”。爱国成了爱情最高的合法性。

我们 1980 年的《庐山恋》，骨架也很像美国大片：不幸的爱情、秘密监控、“为你好”式的离别、多年后重逢，以及理想主义与爱国激情的正面冲突。而剩下的部分，则更接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悲剧，源于父辈政治立场对立所引发的“阵营鸿沟”：一方是中共高干之后、留学归来的清华研究生，另一方则是海外归来的华侨，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

不可否认，演员确实出众，如一对金童玉女。有些镜头一晃，人物端端正正坐着，背后是山、树、屋檐，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小津安二郎路过了一下。但也只是路过。郭凯敏与张瑜之间更稳定的气质，还是几分鲍嘉与褒曼的神韵：“男的略显酸腐，女的略带甜腻，两人都浸在浪漫气息里。”

一男一女在风光无限的庐山谈情说爱，剧情却毫无说服力。男主角跑去枕流石看书，还在风景画上加现代化建筑；他们一起看云霞和日出，情到浓处，忽然在山巅齐声高呼：“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余音绕梁，古怪异常。我至今心有余悸。

7

这是属于特定年代的古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岸三通刚提出，中美刚建交，再加上落叶归根的心思，一起把《庐山恋》推成了那个样子。影片把这些背景看得很重，却没把历史的筋骨抓住。

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细节上频频露怯，就像拿着一张戴高乐签署的通行证，非要去维希法国控制的卡萨布兰卡赶飞机。剧组不了解美国，把一个前国民党军官安置成美国大学教授；不了解国共斗争，把党派分歧处理成老朋友之间的误会；甚至有意无意地忘记文革，父辈刚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儿子便能游山玩水、谈恋爱、喊爱国口号。它当然想讲政治，只是手里没有几件趁手的东西，最后还是拿俗套去迎主旋律，撞得又响又硬。

讲人不稳，讲山倒稳。整部电影里，最真实、最不尴尬的，只有庐山的风景。这也是创作者最熟的部分。爱情他们拍不来，文革之后又是头一回碰这题，情节俗套，尺度受限，技法稚嫩，缺的还是一整套工业体系。大名鼎鼎的新中国第一吻，不过是脸颊轻触，已属极限。讽刺的是，许多年后局域网某些版本还要给张瑜的短裤和郭凯敏的香烟打上马赛克，以便更顺利过审。

所以这种前卫是带保鲜膜的。但它管用。张瑜在八十五分钟里换了四十三套衣服，从无袖裙、遮阳帽换到红泳装，成了八十年代初全国青年的时尚启蒙。庐山恋电影院凭它创下吉尼斯纪录，在同一个影厅里循环放了四十多年，磨烂了几十盘胶片。用现成俗套套上时装，上影厂把这门手艺学得很熟。《卡萨布兰卡》让主角走进夜雾，成了反法西斯英雄；《庐山恋》让两代世仇在山顶握手言和。现实里解不开的死结，电影结尾总能替观众抹平。

8

回到开头那个场景。德国女孩在士兵面前唱歌，库布里克什么也没解释。没有配乐推上去，没有一句台词替他们解释，也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你“这一刻很重要”。歌声持续，沉默持续，有人跟着哼起来了——

镜头切到酒馆外。中士来报告：部队奉命立即开拔回前线。道格拉斯站在门外听着歌声，只说了一句：“再给他们几分钟，中士。”

《卡萨布兰卡》当然可以拿去讲剧本课。它好讲，讲得通，也确实讲得很圆。可问题就在这里，太圆了。好莱坞给了一场英雄告别，上影厂给了一场世仇和解。《光荣之路》麻烦得多。德国姑娘唱完，法国士兵只是跟着哼，门外的长官多给了几分钟——听完，大家还是得回前线送死。这怎么看，都不像一场胜利。